梁啟超用《新民說》、《少年中國說》、《中國不亡論》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個人自主的觀念和對國家民族的情感 　　五四的文化變革產生的文化領袖如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雖然對傳統都有憤激之言，卻都不曾完全與舊學絕緣。在這些人的青年時代，對他們最有影響的是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人，他們鼓吹的進化論、變法、革命等觀念是五四思潮的先聲。當思想史進入五四階段，嚴、康、章都已落在時代的后面，成為保守的象征，而梁啟超則奮力追趕時代風潮。 　　當時的風潮若驚雷迅雨，十年前的另類，今日便成為老朽，梁啟超廁身其間，可謂兩岸渺茫，被時人諷為多變。1929年，梁啟超以57歲之齡逝于北京，當時的輿論界甚為冷淡，吳宓事后表示了不解：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無聞，未能比之王靜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 　　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的人物，對吳宓那代人來說，并非是夸張之語。魯迅說自己在少年時受過嚴復的感召，而胡適說嚴復的文章太古雅，還是梁啟超的影響來得直接。梁啟超本是白話文運動的先賢，他當時創作的簡明、激昂的文言文章，是一時代之文體，氣勢恢宏。據左舜生回憶，他少年時與一位同學讀一篇兩萬四千余字的梁著長文，以至涕淚交加、抱頭痛哭。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胡適語）就這樣，梁啟超用《新民說》、《少年中國說》、《中國不亡論》等名篇，在前五四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埋下了個人自主的觀念和對國家民族的情感。 　　說梁啟超多變，一般是指政見。晚清時的維新運動，使年輕的梁啟超聲名鵲起，時康、梁并稱，幾與其師平分秋色。維新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政見與新起的革命派對立，陳天華的蹈海多少與他有點關系。但無可置疑，他是清王朝專制制度的尖銳批判者，是西方憲政學說的嚴肅研究者和討伐積極傳播者，辛亥革命后，他是政黨政治的實踐者，也是討伐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兩次軍事行動的組織者策劃者；五四運動的發生也與梁啟超有莫大的關系。幾經政壇沉浮，梁啟超最終還是退出政界，專心于學術領域了。 　　梁啟超的學術研究于歷史用力最勤，發宏愿獨著一部《中國文化史》，未竟而歿。這本是梁啟超最適合的工作，他向來善于將專門的學問通俗化，將不易整理就緒的材料排比得有條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都是這類的著作，后者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史學方法論的奠基石，立意、見識極高。一般說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這其中也該有梁啟超的一筆，只是梁善綜合，好高瞻遠矚；王善分析比較，求片言定案；梁貴通，王貴專。到了學術界愈來愈重視專家之學時，梁啟超又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以梁漱溟的說法，他對于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綿歷久遠，是典型的但開風氣不為師式的人物。 　　無論是從政還是治學，梁啟超的特異處是感應迅速，并能發皇于外，樂于傳達。順便說一句，梁啟超還是在中國最早提起馬克思的人。他被人詬病的，則是急于致用，因此政學皆不能深入，可謂成也心熱、敗也心熱。 　　梁啟超自號飲冰，取的是莊子內熱飲冰之意，只是數十年的飲冰，也未能涼了他的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