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學者于丹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講過一則故事：
　　古代的一個鬧市上，一個混混要買三匹布，每匹布八吊錢。付款時他卻只拿出二十三吊錢，聲稱“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賣布人和他理論時，這位混混還以頸上人頭作擔保，說自己是對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錢。
　　一位年輕人打抱不平，說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對的，他愿意輸掉頭上的帽子。眾人相持不下，于是來找年輕人的老師——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學者，請他主持公道。
　　老學者沉思了一會，然后說“三八就是二十三。”
　　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錢拿走了三匹布，還得了年輕人的一頂帽子，高興而去。老學者因此受到眾人的鄙視。
　　年輕人忍不住質問老師：“為何三八能等于二十三？”老師回答：“你說那小混混的頭重要，還是你的帽子重要？他用頭來和你的帽子打賭，我能說‘三八二十四’嗎？”
　　年輕人這時恍然大悟，明白了老師重大義而輕小是非的良苦用心，內心慚愧萬分。
　　小編解讀
　　老學者雖然表面上犯了錯，損害了自己的名譽，但是卻因此保住了一個人的性命，這是一種寬容、隱忍的大智慧。于丹教授講述這則故事，是為了說明中華文化的智慧和通達，在某些時候能夠靈活變通，不認死理。
　　時評作家楊恒均博士對此卻并不認同，他認為這種無原則的妥協和退讓與現代科學、法治精神相違背，這種所謂的“靈活變通”是中華文化中的糟粕，是我們從人情社會走向法治社會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