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不知道巴金撰寫華章浩繁的巨著《隨想錄》，竟然會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從香港寄來的信件。信是老朋友潘際寫的。潘際供職于《大公報》，主持副刊《大公園》。潘際約巴金為他主持的《大公園》撰稿。巴金非常高興。因為他知道在國內盡管已有了發稿的空間，然而有些話在上海還不好寫，也不好發。而香港《大公報》無疑是一塊理想的發稿園地。于是他寫了一篇隨筆，題目就叫作《談〈望鄉〉》。 　　巴金之所以要為一部日本電影大發感慨，完全是針對當時國內的極左思潮。在巴金看來，《望鄉》本來是一部如實再現日本戰爭時期婦女命運的現實主義作品，他尤對電影中的最后一個鏡頭大感興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軍妓們的一座座墳墓，她們的墓碑竟背向著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這個鏡頭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義，無聲的畫面讓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這組鏡頭足以說明影片的拍攝者，是以正義作為全片基調的。然而當《望鄉》在中國內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慣了樣板戲和《春苗》等電影的人們，卻無法接受這樣真實的電影畫面。 　　巴金的《談〈望鄉〉》在香港《大公報》首發之后，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聲。于是潘際就再次約稿，而且他還希望在《大公報》上特別為巴老開辟一個隨筆的專欄。巴金當時在翻譯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他感到自己應該寫一部同類的作品。當潘際聽到巴金這一龐大的寫作計劃之后，當即把《大公報》上的專欄命名為《隨想錄》。 　　巴金的專欄在香港《大公報》上開辟不久，就聽到了一些風言風語。有朋友從北方給巴老寫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繼續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隨筆了。因為有些人已經把巴金當成不同政見者看待了。 　　巴金并沒有動搖自己的寫作計劃。他記住了好友蕭乾不久前的那句題詞：巴金的偉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在反思自己幾十年走過的路以后，悟到了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講假話了。從前在那些無休止的運動中，已經違心地說了許多假話，現在再也不能那樣做了！巴金泰然處之，對自己的朋友道：別人喜歡嘰嘰喳喳，就讓他嘰嘰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寫作，就要寫真話了！他說：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也寫不出它們，只有被人剝奪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個‘人’！巴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臉色是凝重的。他激動地把自己對《隨想錄》的真情寫在一封寄給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時間里我發不了一篇文章，不過我自己有了思想準備，只要有機會就寫，絕不放過，這一次我算對自己負了責，拿起筆我便走自己的路，我想說的，不需要別人給我出主意！ 　　于是，巴金繼續給香港的潘際投稿。在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巴金出于對魯迅的熱愛之情，動筆寫了一篇《懷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可是，當這篇只有幾千字的隨筆在《隨想錄》專欄上發表出來的時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此前他給《大公報》的任何文章，幾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這篇小稿居然被刪除了多處，有些話巴金是不同意刪節的。 　　我不能這樣無聲面對，我要抗爭。巴金決定馬上就給在香港的潘際寫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決定再也不給《大公報》的《隨想錄》專欄寫稿子了。在巴金的信上寫有這樣的話：我不會再給你們寄稿了，我擱筆，表示對無理刪改的抗議。讓讀者和后代批評是非吧！對于一個寫作了五十幾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這是在給我們國家臉上抹黑，我絕不忘記這件事。我也要讓我的讀者們知道！ 　　巴金憤怒的抗議讓香港《大公報》頗感吃驚。潘際作為巴金《隨想錄》的責任編輯和朋友，他當然不希望隨便更動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種意想不到的壓力，最后才不得不這樣做。潘際決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報》上來。他不希望因一時的不快就中止一部歷史巨作的完成。 　　看了潘際的回信，巴金心中的火氣也消了許多。決定不負對方盛邀，他再次提筆寫隨筆了。 　　不過，他寫的《鷹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讓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當然，潘際并非不想刊發此文，也不是他不贊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來的鋒芒，而是，他把此稿編成以后，主編不敢簽字。他對潘際說：這樣的文章還是暫且不要發表為好。 　　主編自有主編的苦衷。他對潘際嘆息說：相信巴金先生最后會諒解我們的，但是，將來他的《隨想錄》一但集結出書，還是可以把他的《鷹的歌》加進集子中去的。這沒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對此沒有計較。他開始恢復從前的冷靜與寬容。他仍然還像從前那樣，以平和的心態寫下自己心中的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