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放假期間，看了幾部電影，其中有一部就是《辛亥革命》。看過《辛亥革命》電影后，其實印象并不深刻，其情節、場面、規模遠比《建國大業》來說，也遜色許多。

　　然而，仔細端詳辛亥革命發生的前后，卻感慨良多。

　　辛亥革命爆發，從電影中來看，有它的偶然性。1911年10月10日，當時清政府將駐守湖北的主力部隊調往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決定乘機發難。不料革命黨負責人孫武當天在漢口裝配炸彈時被炸傷，引起清軍的大搜查，革命黨領導人要么被捕殺，要么逃離武昌。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新軍各標營中贊同革命的基層官兵主動發難，經一夜戰斗占領了湖廣總督署，后來又控制了武昌、漢陽、漢口三鎮。但倉促舉事的官兵馬上面臨缺乏統帥的致命問題。無奈之下，他們找到黎元洪，黎元洪在士兵槍口的逼迫下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湖北軍政府發布文電，號召各省為推翻清朝建立民國而奮斗。武昌起義就這么稀里糊涂地成功了。這是辛亥革命爆發的偶爾性。

　　一場意外居然迅速發展成席卷全國的革命浪潮，讓中國各方政治勢力都措手不及。然而，這場“意外的革命”卻有其必然性。縱觀滿清王朝在革命前50年、尤其是前10年的作為和不作為已經讓革命的發生只是個時間問題。

　　從大的方面說，滿清王朝的垮臺主要是拒絕加入西方引領的時代潮流。就連同李鴻章1865年要求設立電報局，也遭到一幫保守的滿漢大臣的極力反對。反對者的理由包括設電報局就要架電線，架電線就會壞風水、侵擾祖墳。

　　引進西方的技術尚且如此艱難，更不用說借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了。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被自己向來看不起的島國日本打敗，清王朝受到極大刺激，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決心變法圖強，也就是要搞改革開放。但在一眾王公大臣公開反對和暗中搗亂下，1898年的戊戌變法推出百余天后就迅速夭折，光緒皇帝本人也失去了自由。

　　1900年，慈禧太后和一幫王公大臣居然相信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盲目排外的義和團是“洋人的克星”，試圖利用迷信愚昧的義和拳民與西方全面對抗，一口氣向西方11國宣戰，結果招來八國聯軍侵華，中國被迫與列強簽訂賠款高達4億5000萬兩白銀的辛丑條約。這一結果讓更多仁人志士不再對清王朝抱有幻想。

　　不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統治仍有其強大的慣性。雖然孫中山、黃興等人領導的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在甲午戰爭后就不斷嘗試用武力推翻滿清王朝，但直到20世紀頭幾年，革命派與改良派的爭議仍難分高下，通過立憲改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主張仍大有市場。

　　而對滿清統治者來說，孫黃的革命行動固然要堅決鎮壓，就算梁啟超等人溫和的立憲改良訴求也難以接受。在空前的內憂外患壓力下，清政府被迫做出某些改革姿態。1906年9月，清廷終于宣布進入預備立憲階段。這一改革宣示雖然來得很晚，仍讓國內各界感到振奮，一些大城市的學生、市民、紳商紛紛舉行集會游行支持朝廷進行立憲。

　　但顢頇自大的清王朝又一次失去了聚攏民心的機會。1906年11月，清廷發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諭，結果卻是滿族人獲得更大權力，甚至連形式上的“滿漢平衡”也被打破。這類緊握權力不放的改革不僅更加堅定了革命黨人推翻朝廷的決心，也讓眾多立憲改良派人士失望不已，紛紛轉投革命派陣營。立憲派領袖梁啟超在其《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中憂憤地指出：“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清政府卻不愿或已沒有能力正視社會的呼聲。1908年8月，在慈禧太后去世前，清政府發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但這部維護“君權”、壓制民權的“憲法”連士紳階層為主的立憲派都看不下去，指其為“假立憲”、“偽立憲”。維系清王朝統治的社會基礎更加動搖。

　　1910年1月到11月，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愿運動，但朝廷不僅毫不妥協，拒不立憲，反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1911年5月，清政府發布內閣官制，成立滿人獨攬大權的皇族內閣，讓立憲派分享權力的希望徹底落空。清政府拒絕改革的立場終于招致眾叛親離，改革的空間也喪失殆盡，清王朝垮臺只是一個時間或時機問題。

　　因此，原本屬于“意外舉事”的武昌起義成了壓垮滿清王朝的偶爾中的必然。

　　辛亥革命這場“預料中的意外”顯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推翻了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創了亞洲第一個共和體制，是一次偉大的社會進步。盡管辛亥革命沒有也不可能解決中國社會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后來的發展也充滿坎坷，直到今天民主共和在大陸仍是一個理想，但辛亥革命留給后人的最大啟示卻永遠不會過時。

　　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如今來說，我想應該理解成：改革還沒成功，大家應該努力推動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真正的改革，還改革原有的動力與動機，以民主共和的政治體制來消除腐敗、不公正的特權。這樣國家才能達到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