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在吸收中國古代大同思想和均平觀基礎上，借鑒西方的社會學說，創立民生主義思想，其中所包含的慈善福利內容尤為深刻，辛亥革命觀后感——331小組。孫中山通過考察歐美各國社會政策，指出“謀國者，無論美、英、德、法必有四大主旨:一為國民謀飯吃;二為國民謀穿衣;三為國民謀居室;四為國民謀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于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在孫中山的思想里，滿足每個公民的衣、食、住、行，已不再是簡單的慈善行為，而是人們生活的必需，是當政者施政的出發點和歸宿。

　　辛亥革命使“主權在民”思想深入人心，人們逐漸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人民之于國家，休戚相關，患難與共，其于救濟事業，自當視為政府對于人民應盡責任”。孫中山曾將現代國家傳統國家比較后說:“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常國家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做不到這一點，“任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人民之所以有權利向國家提出生存的基本要求，是因為“國家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由人民組織，而為人民謀福利之機關，人民有所困苦，則應加以救濟，人民有所需要，自當俾與協助，此乃賢明政府所應負之責任”。甚至老蔣也說:“今日的社會救濟，并不純是一種以悲天憫人為基礎的慈善舍施，而是在義務與權力對等的觀念中，以及在社會的連帶責任觀念中，政府與人民應有之責任。”民國以后權利和責任觀的確立，為從制度上規范慈善行為，并建立一個從慈善事業時代進入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時代提供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