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歷史需要溫情和敬意，更需要反省和批評。各種紀念的同時，我們更應有更深入的反思。張黎導演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幾個特別值得后人反復思考和品評的問題：
一是為什么革命？
關于這一個命題，張黎先后是有得出了兩個不同結論的。其電視劇《走向共和》中給出的答案，顯然更多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強大。該劇的主題曲選擇《歷史的火山》這樣的唱詞，便是明證。而《辛亥革命》一開始就以鑒湖女俠秋瑾赴死時的獨白，作了新的不同的解釋：革命是為了給天下人一個風雨不侵的家，給孩子一個寧靜溫和的世界，是人們擺脫奴役的狀態。
無論那種，革命的目的都是崇高的。但表述的不同，絕不只是玩弄文字的把戲，而是反應了創作者關注重點的根本性轉移。《走》更多地是冷靜地刻畫晚清至清末的各方政治勢力，細致地描述國家走向共和的艱難不易，強調的是國家強大和復興的歷史使命，與當時興起的大國崛起思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革》動情于革命黨人的犧牲精神，借秋瑾之口直白地說出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謀個人的幸福，而不是口號式的振興中華，與當下公民意識的逐漸覺醒不謀而合。
二是革命黨的失誤。
影片最后重點講述了南北和談與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問題。對于這一點，張黎無疑是敏銳的。可以說，辛亥革命，最難的是武昌起義，但最該引起重視的是與袁世凱的妥協和臨時約法的頒布兩項。
根據歐美的歷史經驗，革命的終極結果是走向憲政，而憲政的基礎與實質是各派別在實力對比基礎上有原則的妥協和基本的相互信任。 基于此，革命黨在這兩處的表現，無疑是讓人失望的： 一方面，正如李劍農先生所言，《臨時約法》一是隨意更改國家政治體制，輕易地由總統制變為責任內閣制，是“對人立法”，缺乏憲法至上的政治精神；二是希望用一紙約法取得革命黨在戰場上想都不敢想的問題，超越了實權派人物袁世凱接受的底限，是“過渡限權”；另一方面，正如主流人士所指責的那樣，革命黨在定都和袁世凱就職問題上，無疑是遷就了袁世凱的。
這樣的失誤，最終造就民國初年的歷史悲劇。袁世凱甚至和革命黨人一樣是許多的歷史失誤不斷累積的犧牲品。
